明朝“关西七卫”是怎么设立起来的？最后又是怎么败亡的？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明朝“关西七卫”是关西七卫怎么设立起来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公元1368年，明朝明朝建立后，设立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徐达北伐，最后成功攻取大都，又败元顺帝率大臣宗室等回归漠北草原，关西七卫但是明朝，此时的设立北元势力依旧强大，仅在北方战线，最后除了扩廓帖木儿占据西北之外，又败还有东察合台汗国称雄西域，关西七卫各蒙古王公贵族占据河西走廊。明朝为了巩固西北边疆，设立明朝军队在成功控制河西走廊之后，最后设置了关西七卫。又败关西七卫，是明朝在嘉峪关以西册封的七个羁縻卫所，分别是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七卫，后沙州卫内迁，在其故地又设罕东左卫。

　　关西七卫的设置，使得明朝的政治和军事势力达到西域附近，对拱卫西北边疆安全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鉴于嘉峪关以西地区的复杂情况和明朝自身军事布置侧重于“九边”防御链，明朝对关西七卫只是采取比较松散的羁縻管理制度，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使得明朝对关西七卫缺乏有效的管辖，使得其在外界军事压力下离心力不断增强，而明朝朝廷又对关西七卫缺乏足够的重视，最终使得嘉靖以后完全被吐鲁番汗国吞并。

　　关西七卫设置的历史背景

　　元顺帝势力退出大都之后，北元势力依旧十分强大，除了在漠北地区的北元朝廷外，北元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势力占据西北，太尉纳哈出占据辽东一带，东察合台汗国称雄西域，各蒙古王公贵族占据河西走廊。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扩廓帖木儿率军进攻兰州，徐达、李文忠在甘肃定西大败扩廓帖木儿，随后徐达、李文忠、赵庸、冯胜、傅友德等又不断在西北击败北元残余势力，明朝的势力范围发展到了嘉峪关一带，之后设置了甘州、肃州等卫，“甘肃悉平”。但是，在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由徐达担任主帅，带领李文忠、冯胜兵分三路进攻北元，徐达率领的中路军队遭遇扩廓帖木儿的围攻，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兵，只有冯胜、傅友德的西路军攻取甘州、兰州。

　　“五年复大发兵征扩廓。达以征虏大将军出中道，左副将军李文忠出东道，征西将军冯胜出西道，各将五万骑出塞......独胜至西凉获全胜”。

　　面对这一情况，朱元璋认为短期内扫清北方蒙古势力不大可能，再加上东北方向的高丽和占据云南的北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都在与北元朝廷积极联系，明朝需要集中精力消除北元和云南梁王势力的威胁。为此，明朝开始在北部边疆采取以防守为主的军事战略。明成祖朱棣时期又在北部边疆设置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军事重镇，被称为九边，屯集重兵防御蒙古部落南下。

　　自西汉张骞“凿通西域”以来，西域就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到了唐朝时期，更是在西域广袤的土地上先后建立了四个都护府行使主权，但是，随着唐朝灭亡和五代十国时期的纷争，到了宋代，中原王朝已经失去了对西域的有效管辖，西域属于回鹘及吐蕃、元代时西域则属于察合台汗国统治。直到大明，才又有了经略西域的机会。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陕西行都司徒置甘州，基本上实现了对河西走廊的有效管辖和军事控制。然而，由于我国西北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复杂的民族分布情况，特别是东察合台汗国占据西域，而西域与嘉峪关之间的广大区域仍有大量蒙古部落生活，明朝难以将资源有效地输送至遥远的西域，这样一来，西北边疆乃至更遥远的西域的重要性就大不如前。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先后设置了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罕东卫、沙州卫、赤斤蒙古卫、哈密卫等七个羁縻性质的卫所,史称“关西七卫”。

　　关西七卫的设置架构

　　明朝在有效控制河西走廊之后，构筑了嘉峪关，以嘉峪关以东作为自己实际国土范围，关西七卫地域在嘉峪关以西、祁连山以南、青海以北,西至敦煌、哈密一带，其统治者多为蒙古族,故亦称“蒙古七卫”。

　　“长陵初设关外七卫：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东左。七卫皆在嘉峪关西，哈密又在六卫西。东去肃州，西去土鲁蕃各千百里，北至瓦剌数百里。”(《殊域周咨录·卷十三》)

　　由于明朝朝廷对嘉峪关以西地区缺乏有效的控制权，只得对关西七卫采取羁縻管理制度，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任用当地人员为官，不派流官。每设一卫,均由朝廷指定的该地部族首领及土官分别担任千户、百户、指挥使、副指挥使之类的官职。仅有最重要的哈密卫，朝廷曾派出一次官员辅佐指挥使。据史料记载，朝廷这次派出周安和刘行出任哈密卫官职，但仅此一例。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设哈密卫，给印章，以其头目马哈麻火者等为指挥、千百户、镇抚，辜思诚哈只马哈麻为经历。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以辅脱脱”。

　　二是朝廷不派驻军队，防务由当地负责。按照明朝卫所制的规定，各卫所均应有规定数量的军事力量。基于关西七卫的特殊性质，其所需要的军士来源于当地部落原有的武装力量，由充任卫所军职的部落首领负责训练和指挥，所需的粮饷均就地解决。这就相当于明朝朝廷对关西七卫的军事指挥毫无保障而言，对边防十分不利。

　　三是不开展屯田。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的卫所制构想，各卫所军士应适当开展军事屯田以保障粮饷供应，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卫所更是如此。朱元璋曾为此政策自夸自己“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但是，由于关西七卫由当地蒙古部落实际控制，朝廷并未派出军士驻扎，屯田自然无从谈起。

　　四是不课以赋税。由于明廷没有对关西七卫行使实际的行政管辖，当地的赋税全部上缴部落首领，使得关西七卫具有较强的经济独立性，

　　五是不干预卫所涉及的各种纠纷。明廷对关西七卫的管理属于比较超脱甚至到了不负责任的地步，对于各卫所之间或是与周边地区发生的纠纷和摩擦，明廷向来态度消极。

　　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罕东左卫只克部遭遇番族劫掠邻境，守将请兵清剿。兵部却答复说：“西戎强悍，汉、唐以来不能制。我朝建哈密、赤斤、罕东诸卫，授官赐敕，犬牙相制。不惟断匈奴右臂，亦以壮西土籓篱。今番人相攻，于我何预，而遽欲兵之。宜敕都督只克，晓谕诸族，悔过息兵。”

　　明廷对关西七卫采取羁縻经营策略的原因

　　现在看来，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明廷对关西七卫采取“以夷制夷”的经营手段，实施比较松散的羁縻管理体系，是关西七卫对明朝的归属感不强，关西七卫最终败亡内附的主要原因。那么，明廷为什么采取这样经营战略，从关西七卫建立之初就有意削弱甚至放弃对嘉峪关以西地区的管辖呢?大致可从以下方面分析：

　　一是北元蒙古势力长期是明朝的心腹大患。虽然北元政权退出中原，但是仍旧保持着较强的军事势力。

　　《明史纪事本末》：引弓之士不下百余万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

　　即使是北元后来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他们长期游走于漠北，对明朝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瓦剌甚至在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一度打败明军主力并且俘获明朝英宗皇帝、兵临北京城下。而鞑靼则一直坚持到了明末清初，最终与满洲人建立的后金政权合作，共同对付明朝，并且最终看到了明朝的灭亡。因此，明朝长期把军事重心放在北方的“九边”防线上，对西域方向难以投入过多的军事资源。

　　二是西域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和军事力量的存在。在明朝建国初期，西域被同属于蒙古的东察合台汗国所统治，在中亚乃至中东地区还曾一度存在强大的帖木儿帝国，明朝进军西域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即使是被认为是关西七卫中最重要的哈密卫，也曾长期是元朝武威王的封地，几经周折才纳入明朝势力范围。即使如此，哈密也长期处于被周边伊斯兰政权的包围之下，这就使得虽然明朝认识到哈密卫的极端重要性，但也不愿意过多地将各种资源投入到关西七卫。

　　三是与汉唐时期相比，西域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都大为下降，使得明廷失去极力经营西域的动力和兴趣。在宋朝之前，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长期在关中地区和中原河洛一带，由于距离河西走廊较近，为了保障自己统治重心的战略安全，汉唐政权积极向西域扩张版图，创造较大的战略纵深，对西域的控制格外重视。而到了明朝时期，都城先是在南京，后又迁往北京，帝国政治中心较其他朝代比明显东移，此时远离政治重心的嘉峪关以西地区，其政治地位大为下降、另一方面，自唐朝之后，西夏、蒙古等国崛起，中原王朝丢失了大部分西北地区，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大不如前，宋朝转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再加上中原王朝的经济重心转移至江南地区，西域地区对中原王朝的经济意义日益下降。上述两点决定了明廷没有太多利益在西域地区，使得明廷对西域的经营战略由主动进攻、着力经营转为依托嘉峪关、驻兵防守。

　　关西七卫的作用与影响

　　一是关西七卫的设置，使得明朝将东察合台汗国以东、嘉峪关以西的地区纳入势力范围，阻断了北元与东察合台汗国之间的联系，对拱卫明朝西北边疆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关西七卫中，哈密卫是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卫所。由于哈密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北部，是沟通中原王朝和西域乃至中亚的战略要地。当时西域和中亚的国家和明朝进行朝贡贸易，其中转站就在哈密卫。王世贞言:“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国，贡使至者，咸置哈密译文具闻乃发”。这里深入西域地区，是明朝防御察合台的前哨阵地，担负着“弭西戎东窥之心，断北虏南通之臂”的重任。霍韬在《明经世文编·哈密疏》中提到哈密卫的作用:“一以断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党。外以联络戎夷，察其逆顺而抚驭之，内以蕃屏甘肃，而卫我边郡”。

　　二是在经济方面，关西七卫的设置有利于“丝绸之路”的顺畅，加强了内地与西北地区和西域的经济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开展马匹交易。由于关西地区是当时重要的产马地之一，而马匹是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因此，明廷对关西七卫开展了马匹交易，据明史记载，关西七卫中的赤斤、罕东卫“每季许近肃州城互市一次”，民间交易则是无法估计。开展茶马交易。由于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饮食结构原因，茶叶是其生活食品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不得茶则困以病”，但由于气候原因却不能自给，只能依赖与内地贸易获取。因此，《明史·西域传》记载:“明初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沙州诸卫，给之金牌，令岁以马易茶”，通过茶马互市这一经济交流渠道，中原王朝与西北游牧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有利于维护边疆稳定。

　　三是在军事方面，关西七卫不但成为明王朝抵御西域外部势力入侵的屏障，有利于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而且可以使得明廷得以把军事重心放在北方的蒙古势力方面。在应对吐蕃和吐鲁番对哈密卫的进攻时，关西七卫能够协助明军作战。成化十八年(1482年)，哈密卫都督罕慎联合赤金、罕东二卫率兵万人收复哈密就是例证。

　　关西七卫的败亡内附

　　正是由于明廷权衡利弊，虽然意识到其的战略重要性，但不愿投入过多资源和精力着力经营，不愿意将关西七卫真正纳入国土版图，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关西七卫在周边势力的压力之下最终败亡内附的悲剧。这其中以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的哈密卫的悲惨遭遇最为典型。

　　在关西七卫中，“交通西域， 屏蔽西凉”的哈密卫最为重要，哈密卫自设置起，就成为抵御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入侵的桥头堡。它的得失，对明朝西北边防意义重大。明朝先后与瓦剌和新兴的吐鲁番汗国展开哈密争夺战，特别是与吐鲁番汗国的争夺中，哈密卫“四失四得”，最终哈密被吐鲁番彻底占据，关西七卫相继败亡内附于嘉峪关以东地区。

　　到了明朝英宗时期，瓦剌逐渐走向衰落，新兴的吐鲁番汗国趁机崛起。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癿加思兰乘隙袭破其城(哈密卫)，大肆杀掠，王母率亲属部落走苦峪，犹数遣使朝贡，且告难。朝廷不能援，但敕其国人速议当继者而已。其国以残破故，来者日众”。1472年，速檀阿力以吐鲁番为基地东进，攻破哈密，忠顺王的母亲以及金印等被掳走，哈密卫首领罕慎等率残部避居于苦峪城(今属甘肃安西县)，这也是哈密首次被吐鲁番汗国占领。成化十八年(1482年)，罕慎联合赤金、罕东二卫率兵万人收复哈密，罕慎因功被明廷晋封忠顺王。这是哈密卫“一失一得”。

　　明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吐鲁番汗国再次袭击哈密，杀死忠顺王罕慎，再次占领哈密，哈密都指挥阿木郎等率众再次迁往苦峪城避难。此时的吐鲁番汗国还不敢公然与明朝为敌，只是遣使入贡，请求代领西域职贡，遭到明廷拒绝。不得已之下，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在明廷的干预之下，吐鲁番汗国被迫交还哈密王印、城池和掳走的军民500多人，次年，哈密卫在明廷的背书下复立。这是哈密卫“二失二得”。

　　吐鲁番汗国并不甘心失败。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吐鲁番汗国再次攻破哈密城，并掳走忠顺王陕巴、哈密王金印等。明廷不愿意为哈密动武，在采取经济制裁和联合周边部落武力威胁的情况，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吐鲁番汗国上书悔过并归还陕巴和金印。次年，明廷再次封陕巴为忠顺王，这是哈密卫“三失三得”。

　　明武宗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时任忠顺王的陕巴之子拜牙郎在吐鲁番可汗满速尔的引诱下叛逃吐鲁番，吐鲁番再次占领哈密。此后，吐鲁番试图进攻嘉峪关，于嘉靖元年被都御史陈九畴击败，明廷再次收复哈密。这是哈密卫“四失四得”。这也是明廷最后一次收复哈密卫。

　　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吐鲁番再次占领哈密。到了这个时候，明廷已经被哈密卫折腾得筋疲力尽。于是，在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明廷就是否弃守哈密展开辩论，尽管詹事霍韬等人极力反对弃守哈密：“置哈密者，离西北之交，以屏藩内郡。或难其守，遂欲弃之。将甘肃难守，亦弃不守乎?太宗之立哈密，因元遗孽力能自立，借虚名以享实利。今嗣王绝矣，天之所废，谁能兴之!惟于诸戎中求雄杰能守城印戢部落者，因而立之，毋规规忠顺后可也。”，但最终嘉靖帝批准哈密“专图自治之策”，哈密再也没能被收回。

　　在关西七卫中最重要的哈密既失，明廷更是无暇其他六卫，关西七卫相继内附，自此明朝在西北地区的边防局限在嘉峪关，使得明朝西北边防放手压力更大。

　　结语

　　明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西北边疆，明廷还是在嘉峪关以西设置了关西七卫。但是，鉴于北方和西北地区蒙古势力依旧十分强大，帝国的政治和经济重心都远离西域，明朝对嘉峪关以西的区域投入力度并不大。对关西七卫采取“以夷制夷”的经营手段，实施比较松散的羁縻管理体系，使得关西七卫对明朝的归属感不强，在瓦剌和吐鲁番汗国持续上百年的争夺中，明廷最终决定放弃关西七卫中最重要的哈密卫，哈密遂被吐鲁番汗国占据，关西七卫最终败亡内附于嘉峪关以东地区，使得到了明朝灭亡，明朝在西北地区的边疆区域只能维持在嘉峪关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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