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打掉“黑老大”，更需反思“红帽子”

　　辽宁省本溪市以袁诚家、黑老大杜德福为首的既打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商养黑”“以黑护商”，掉更在10年时间里，需反以暴力手段在矿业、思红房地产等领域非法攫取经济利益20亿元。黑老大2010年10月以来，既打辽宁警方一举打掉这个黑社会性质的掉更犯罪组织。（11月24日《新京报》）

　　一年四次砍杀他人，需反“以黑护商”致2死多伤，思红10年非法获利20亿元。黑老大如此罪大恶极的既打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老大，竟然是掉更个戴着“红帽子”的人大代表。面对如此“红与黑”的需反怪胎，不知你会作何感想。思红

　　事实上，类似袁诚家这样的顶上戴红、内心藏黑的岂止一人，特大涉黑涉枪案犯----华云集团董事长杨树宽就曾是唐山市政协委员，而诸多涉腐、涉黑、涉恶案的主角往往既是所谓企业家，又兼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职务与身份。只是，当他们在沦为可耻的罪犯之时，也严重玷污了人大机关和政协组织的声誉和形象。既然如此，我们在庆幸打掉这些“黑老大”之时， 是否更该反思一下他们所戴的“红帽子”？

　　从部分类似案件来看，一些不良商人正是利用这些“红帽子”带来的资本和机会，地位跟着发生改变，更容易接触到有关要害部门和人物，更能在经营活动中获得信任、拥有“特权”，使正常的经营活动缺乏公正性和诚信度。更可怕的是因为拥有特殊身份，他们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干着违法乱纪的勾当，或者违法经营，偷税漏税；或者欺行霸市，扰乱秩序；或者鱼肉百姓，涂炭生灵……成为社会的害群之马、人民的心头之患。

　　那么，这些“黑老大”顶上的“红帽子”又是如何得来的呢？客观的说，既有他们自己为了获得政治资本、寻求官方保护，主动刻意钻营、千方百计谋求的。也有人大政协组织为了达得更大范围的代表性、民主度，有意识推荐和协商的。问题是，无论出于那一种动机和目的，都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程序把好审核准入关，既要实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又有尊重广泛的民意，多走访一下民众，多了解一下背景，深入调查，审慎分析，岂可仅凭其所经营企业一时的经济业绩、社会贡献，或者仅凭其个人一时伪装出来的所谓政治表现、工作能力、技术水平？

　　再者，就算是这些人当选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组织不能只管进而不管监督，而要不断加强对其进行政治理论的学习、思想道德的教育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不能仅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一种回报和奖赏给“致富能人”的政治待遇，更不能在其出现违法犯罪苗头或者行为时，一味袒护和包藏，这样就无异于养虎为患、助纣为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周泽认为， “打黑除恶”必须根本转变“GDP崇拜”的政绩观念，杜绝公权部门在政绩冲动下主动豢养、扶持黑恶势力；另外，也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包括纪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堵死黑恶势力向政治领域渗透的缝隙，才能消除“红帽子”成为“黑老大”的“保护伞”、“避风港”的怪圈。

(来源:中国江苏网)